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
第三百三十六章主席林森
此时正是民国21年，林森任南京**政府主席，汪兆铭任行政院长，姜瑞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。东北丢失，淞沪保卫战损失巨大，姜瑞元迫于政治舆论上的巨大压力，不得不再一次退位下野。
在他的政治生涯之中，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，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不管多么无奈和苦闷，暂时性的脱离政治漩涡中心也不是坏事，而且手中只要牢牢掌握着军权，也不怕其反对势力翻出什么大浪来。
中华民国是这时中国唯一合法政权，1932年对于民国来说，正值内忧外患之时。
内忧主要在于中国各地的割据政权，有的表面上臣服于**政府，有的则连样子都懒得做，比如说华联和红门。
华联自不必说，盘踞六省，占着中国南方沿海的膏腴之地，经济繁荣，工业强盛，实在是**政府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。
而中华红门也不消停，趁着日本入侵东北的大好时机，赤军于1931年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、闽西成立了中华赤色共和国，成为全国赤化运动的中心区域，并得到了苏俄的帮助。
其主要武装力量为赤一方面军又，称中央赤军。当时，全国已在231个县、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赤化政权，赤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。
姜瑞元认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华联已经在对抗外敌上与**军表现出了步调一致的合作态度，更何况柿子也要挑软的捏，红门赤区成为了中央军的眼中钉肉中刺。在1932年的前两年**党已组织了对苏区的三次围剿，均以损兵折将告败。
而如今已是1932年，迫于日本侵华之举越来越明显，姜瑞元也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，才能放心让主力部队在前线进行卫国抗战。
正因为如此，**党又发动第四次“围剿”，结果黄陂、草台冈两仗，损失三个师、枪支万余，被俘万余名。第四围剿又遭失败，在12月1日赤四方面军由陕入川。
在此情势之下，加之西方经济也正处大萧条之际，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更是萎糜不振，金融和工商业动荡，大量白银外泄、原材料价格跌落、消费市场一片低迷。工人大罢工不断，农村哀鸿遍野。
中央政府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于军事目标，**党被迫从整理内债入手，以避免财政危机的发生。
至于国家外患，则更不必说，19321月东北在日本的铁蹄下全部沦陷。1月12日，日军又在青岛登陆。1月28日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“一.二八”抗战爆发。1月30日，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。3月9日，日本的扶持伪“满洲国”在长春成立，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。
这一连串的战事激变，都是让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
说起**政府的首都，也是根据时局的动荡几经改变，早在1926年12月13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，标志着**政府已经迁至武汉。而1927年1月1日的时候，政府的首脑也都正式在武汉办公，并以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为京兆区全名。
武汉作为国都，大**的发展使**政府由广州时期进入了武汉时期。
1927年4月12日姜瑞元因为红门在北伐军身后捣蛋，所以向这群赤化脑残们举起了屠刀，镇压了红门的反**政变，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，建立了南京**政府，同武汉**政府对峙。
这时，中国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。代表武汉**政府的汪兆铭在被红门耍了一遭之后也很快右转，发动了“灭赤”的“七一五”熊东，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**的正式开始
**党终于可以摆脱苏俄的束缚，虽然因为先天的组织性问题，仍旧没有摆脱赤化的体系本质。但至少这种赤化是中国自己的，而不像中华红门那般，纯粹的苏俄忠犬，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家和民族。
而这时，汉方的反对，各地军阀派系的离心，以及徐州战役的失败，也使姜瑞元陷入困境。他以退为进，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，并于8月12日离开南京去上海，宣布下野。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，决定**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，实现了“宁汉合流”。
姜瑞元凭着下野时期的空挡，迎娶了宋美龄，更是因此获得英美支持，随后不久便宣告复出，重掌军政大权，“宁汉合流”标志着**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。
赤化的本质就在于这里，党权高于国家，政治权谋重于民族利益。用暴力的手段压制民众不满，并且形成一种无限膨胀的政治特权阶级。而姜瑞元在这一点上，依旧是走着赤化的路线，与红门的组织理念如出一辙。
唯一不同之处在于**党至少还是有着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存在，而红门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了，民族文化在他们眼中，都是腐朽陈旧，并且应该舍弃的糟粕。
1932年“一?二八”事变爆发，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南京乃帝都，形势危急。不得已之下，**政府讨论迁都，有说迁往西安的，有说洛阳的，还有说汉口的，最后选定迁都洛阳。
3月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、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乘专车从开封转到洛阳，这时的迁都，名义上是要持久抗战，实际上首都并未整个搬走，重心仍在南京。5月5日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订，中日关系缓和。
到了11月，**政府就把都城重新迁回南京。金陵毕竟是六朝古都，而且在这个时代也的确比洛阳更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。
历史的长河之中，总有许多并不耀眼的人被后世所遗忘，但这些沉默寡言的人，也有着许多品格极高，值得世人敬仰的人物，比如说在1932年一月出任国家主席的林森。
他身为**政府主席，但却被不少**党人看作是“国府看印的”。他是辛亥**的先驱、反袁护法的功臣、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，然而为官处世却奉行“不争权揽利，不作威作福，不结党营私”的“三不”原则。
他就是林森，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。
林森出生于福建省闽县，从“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”的人生历程，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，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，的确也是算得上一段传奇。
虽身居一国之尊，林森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，“平民元首”的形象使很多接近、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。他出身寒微，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。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，很快踏上了共和**的道路，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，对辛亥**贡献卓著。
辛亥**胜利后，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，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，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，与孙逸仙和袁世凯都共过事。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他又辗转奔波，致力于再造共和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，数起数落。
在孙逸仙死后不久，林森便由“容赤”转向反赤，在政治眼光和个人良知上，都有着让人惊叹的才能与坚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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